2012年自考《西方社會學理論》講義精選（55）

更新時間：2012-08-13 15:39:56 來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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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第二個問題，研究符號互動主義的學者認為，解決此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如何理解、評價米德有關自我及自我與社會間關系的理論。如本章的第一節(jié)所述，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之內容是豐富而又復雜的。他在論述關于心靈、自我、社會的理論時，一方面使每個范疇之中都包含著兩個對立的因素，如心靈中的沖動和理智2a我中的主我和客我;社會中的個人和“他人”。另一方面，他又不時地強調“對立因素”在發(fā)展過程中如何因它們間的互動而統(tǒng)一。如此性質的思想自身就包含了“確定與不確定”、“動與靜”之間的矛盾。“當然，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理論。其體系是完善的，其邏輯也是自足的。因而對學習者來說，其困難并不突出，只要以”辯證的思維“去領會”辯證的思想內容“即可;但如作為一個信仰米德學說的科學研究者，由于他的主要任務并不僅在于如何準確地接受、理解米德的理論，而更在于如何很好地、更客觀地將其理論運用于研究實踐，這就必然地遇到如何處理科學研究中的客觀和主觀性問題。對如此間題的不同回答，決定了符號互動主義的信仰考雖然在理論上同出一源，但在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上，則必然要表現出他們問的差別。

　　現以庫恩和布魯默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理論上。庫思從未反對米德關于人的社會行為的全部思想。但他并不認為米德思想的全部內容可以在研究實踐中有效地實施。因此，他認為，為了保證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研究音必須舍棄米德思想里的主觀的、不可預測的因素。從這種意義上，庫恩所提倡的有關符號互動主義的理論，尤其是有關這種理論的方法論，不是沒有其合理性的。至于布魯默的符號互動主義，其理論內容和性質與米德的社會行為主義并無多大的區(qū)別，但在研究方法論上，他們間的差異還是可見的。米德的研究方法論的基本要求是傾向于注重科學的客觀性;而布魯默雖也注重如此的要求，但他同時要求研究者在探索互動背后的意義時，對被研究者的主觀性的內容要通過“移情”或“內省”的方法去獲取。這樣，在研究方法論問題上，他必然要與庫恩產生分歧。正圍如此，對這兩派頗有研究的邁爾策和培特拉斯，在比較研究這兩種符號互動主義時才認為，兩派問爭執(zhí)的根本原因是：對米德的符號互動主義在實踐方面的理解不同、要求不同。

　　兩學派之爭的意義關于第三個問題，即：美國學者對此問題的討論，除上述兩個問題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確實有著重要的原因，而且有著重要的意義。

　　美國學者熱衷于討論布魯默、庫思與米德學術思想及其方法論間的關系，這正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間沖突在新形勢下的表現，或者如同邁爾策和培特拉斯所說，是源于19世紀末由德國學者興起的方法論爭執(zhí)的繼續(xù)。

　　在西方社會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fā)展史上，19世紀未至20世紀初在德國發(fā)生的一場“MethodenMreit――關于研究人與社會的方法論爭執(zhí)，影響最大。參與這場爭執(zhí)而且表現得尤為出色的學者包括：西南學派(又稱為巴登學派或弗萊堡學派)的威廉?文德爾班，他的得意弟子海因利希?李凱爾特，以及著名的學者威席?狄爾泰、馬克斯?韋伯等。在這場爭論中。盡管他們涉及的話題內容廣泛，但中心問題則集中于三個方面。

　　其一。研究人和社會的結果能否成為科學。

　　其二，如果能成為科學，那么研究實踐如何執(zhí)行，即是說，以何種方法論為指導。

　　其三，研究人和社會是否一定要像自然科學家研究物理、化學、生物那樣，嚴格地遵循所謂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他們對如此間題的回答并不統(tǒng)一，但他們在反對實證主義方法論上則是同一的。

　　對西方社會哲學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實證主義哲學以其研究方法論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就它的研究方法論來說，其主要精神導源于英國的經驗主義。在孔德和穆勒等人的培育下，后又經“維也納小組”的一幫邏輯實證主義者的不懈努力，這種方法論不僅對研究原則給以邏輯自足性的解釋，而且在研究程序方面也提出了系統(tǒng)性的要求。尤其是自一些實證主義大師因政治及其他原因移居北美之后，在美國特有的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按布利安特的說法，這種方法論更以實用性的、操作性的實證主義而強有力地影響著研究實踐。所謂定量法就是這種方法論具體化的直接產物。

　　定量研究的基本原則是：知識的發(fā)現要依靠歸納法，檢驗研究的結果所形成的假說或理論要以“假設一演繹”的模式所需求的邏輯程序加以檢驗。例如，對于一個信奉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研究者來說，下面的三個步驟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步，研究數據要能被世界上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認可。這就是說，一個研究者所獲取的研究數據、資料必須有其合法性，能被其他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條件下也可同樣地獲取。表現于研究實踐，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進行具體研究時、他們的行動應該像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那樣，以觀察、實驗的方法為手段，去收集可觀察性的、可檢驗性的數據。失去這一點，整個研究也就失去其科學性。

　　第二步，依據數據進行分析、總結、概括，并在此基礎上去建立假設(或理論);而且要蹬循“假設一演繹”的檢驗邏輯，讓這假設接受嚴格檢驗(通常，統(tǒng)計學中的顯著性檢驗法被廣泛地運用)。

　　第三步，依據檢驗后的假設性質去構建一個理論或理論性的結論，以便讓這種理論或理論性的結論對原先所研究的問題給以合理性的解釋，對所研究問題中關于“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作出合理性的回答。庫恩遵循的就是這種方法論。

　　作為事實，自實證主義在美國生根之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里一直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獨領風騷。然而，同樣作為事實的是，自“MethodenMreit”之后，在如何研究人和社會的方法論問題上，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間的論爭一直沒有停止。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定性研究法的日益盛行，方法論領域里領主身份的定量研究受到了有史以來的強勁對抗，這必然要求定性研究不僅要在實踐上與定量研究分庭抗禮，而且要在理論上占有合法的地位。因此。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那些祟尚定性研究的學者不得不尋求各種支持定性研究的哲學或社會理論，如現象學、栓釋學、符號互動主義等。然而，并不像現象學或設釋學那樣，由于符號互動主義自身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論(定量與定性)，這就使無論是祟尚定量研究的、還是祟尚定性研究的學者都要思考這樣的問題：

　　一、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只能運用定量或定性研究模式?

　　二、某種哲學或社會理論是否就只產生一種方法論?

　　三、是否定量與定性研究模式就必然地相互沖突，不可能“合作共事”?

　　由此可見。美國學者對兩個學派在研究方法論刀面的討論，從形式上看，似乎僅是就事論事性的學術性討論一一布魯默、庫思與米德學術思想及其方法論間的關系，但從本質上看，其意義是深遠的。

　　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從現在的情況看，基于實用主義的傳統(tǒng)，美國的方法論學家們妥協(xié)性地取得了這樣的共識;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原則上，符號互動主義的研究方法可兼容定量、定性。能使兩者相得益彩，共輔一“主”;但在具體的研究實際中，由于具體的研究目的不同，具體的研究者所受的研究訓練有別，偏向于定量或定性的導向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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